这里有最酷的唱片公司，最酷的音乐，最酷的电影……但醉汉和散落的酒瓶碎片是这个城市给张璐诗最初的印象。

以前淘碟，在黑白设计的ECM唱片封面或封底，不时捕捉到“Oslo”这个名字。时间一长，脑子里就形成印象：奥斯陆盛产优秀的当代音乐及音乐人。最初曾以为Keith Jarrett是奥斯陆人。Keith一会儿古典音乐、一会儿冷爵士，还经常情不自禁在钢琴上哼哼唧唧的陶醉，多么酷。那里有最酷的唱片公司，最酷的音乐，最酷的电影……
所以到达奥斯陆的第二天晚上，就想去探访现场音乐场所，还思忖着，即使吵一点也没关系，关键是见识过。开始我们以为这是满街的情景，不过问路以后想象就破灭了。路人告知，天冷，晚上一般都没有现场演出；唯一有条街，得找到某条小河，在某条巷子里，“也许有你们要找的那种音乐”。
拐入偏僻的窄街，上下了几个斜坡，我们觉得应该就是路人说的那个“奥斯陆798”了。踏上通往“彼岸”的木栈小桥，陆离的七色光，从脚下、前方、两旁蔓延过来，然而耳边没有想象中的爵士鼓声。这时忽然从桥下传来叫嚷，循声望去，模糊可见河边停着一辆单车，一个中年男子向着黑暗挥舞着手臂，然后听见酒瓶砸碎的脆响。虬枝在风中摆动，我们有点索然，脚还在往前走，继续绕过一盏盏小蜡烛（奥斯陆的夜店都会在门前摆上几支闪烁的蜡烛），但没想着要进任何一扇门。我们终于考虑要离开这个诡异的“798”，回到热闹的有酒馆的路上。这时有一辆单车越过我们，就是那个河边的醉汉，他“驾车”上斜坡，平稳轻快，一点不显酒意。那时已快午夜，我在第三次踩过了人行道上的酒瓶碎片后，走进了一家与北京三里屯任何一家没有区别的酒吧，要了一瓶最便宜的红酒， 168克朗，也就是200人民币都不到。清冷的街道换成了温暖的室内，没找到想象中孤高的小号和灵动的琴键，只有跟着当地人喝得两颊绯红，然后同伴指着我喊：“奥斯陆人！”
后来，要回旅馆，上了一辆“奔驰”出租车，只一公里就到了，拉下表，99克朗。奥斯陆物价昂贵，今年初被英国《经济学家》杂志下属的信息中心统计为“全球生活费最贵的城市”。人们一向认为北欧的贫富差距极小，事实上奥斯陆三分之一的居民都来自移民，其中以巴基斯坦和索马里人居多。一方面奥斯陆仍在鼓励移民，一方面难免走向贫富分化了。而我在市政厅背后的海湾散步，先后被两个俄罗斯的女孩截停，向我诉称“没钱上学”，不过她们在伸手要钱前也婉转了一下，打开一背袋的俄罗斯工艺品。

一日雨雪清晨，我在市政厅背后的海湾，像纳西索斯一样自拍，恋上自己的影子。耳膜里忽然闯进语调激昂的独白，即使离得遥远，即使是听不懂的挪威语，但有热血奔涌的气息。那是一个年轻男子，倚在供渔船上岸的梯级旁，他直视前方，一只手枕着“讲台”，另一只手随着他的演讲挥舞。零星的路人，头都不抬，年轻男子也目不斜视，在我做了听众以后，他忽地就离开了，面无表情一如过路人。一切恢复安静，海鸟的羽翼擦过雪地，市政厅塔顶的大钟敲响金属质的乐声，撞击回旋在市中心挪威皇宫、卡尔•约汉斯大道和海边中央车站（现为诺贝尔和平奖博物馆）的上空。
19世纪，剧作家易卜生说，这个自由的国度，堆满了不自由的人。
奥斯陆终日阴霾满天，画家蒙克说，这里不是活人住的地方。
在这样长期灰蒙忧郁的天空下，在这个自杀率高居不下的国家，酒精也许就是生机。所以醉汉和散落的酒瓶碎片是这个城市给我的最初印象。
易卜生和蒙克说完了那两句话，都出走了，可他们并没彻底离开。今年是易卜生逝世100周年，于是满城都是易卜生。国家图书馆、易卜生剧院、易卜生博物馆和故居重新装修开放；街边随便一个咖啡馆或酒馆，橱窗上都闪着易卜生头像的霓虹灯……易卜生的最后17年在奥斯陆度过，每日中午12点前他一定放下手中的笔，出门，先经过一个橱窗对表，然后径直往“大饭店”（Grand Hotel）的咖啡馆，在一个靠窗位落座。这张暗红色软皮的长椅，朴素陈旧，也成了“文物”。